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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云峰
乍看上市銀行財報,形勢大好。
2021年,59家上市銀行共實現歸母凈利潤1.97萬億元,同比增長12.31%,部分銀行更是增幅超過20%。
但這很大程度上是低基數的結果。有些銀行的盈利還沒有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甚至仍處于負增長狀態。
諸如在港股上市的天津銀行、廣州農商銀行、錦州銀行、哈爾濱銀行、盛京銀行,它們在去年的凈利潤下滑幅度超過20%以上,盛京銀行甚至降幅達到65%。
哪怕沒有疫情影響,部分銀行也早就進入了事實上的瓶頸期,乃至下行期——他們的業績最高點甚至在2019年之前。
那些跌落的銀行,是中國銀行業光鮮背后的另一面。
01
我國4000多家銀行,上市銀行不過數十家。
按理說,上市銀行代表了銀行業最優秀的群體,但事實并不完全如此。
作為曾經的城商行明星,錦州銀行2015年末就登陸了港交所,一時風光無限。不久后,這家銀行的亂象就浮出水面,其資產質量問題在2018年爆發,高峰時期為2019年,不良貸款余額376.85億元,不良率達到7.70%,同時連續兩年大幅虧損。
從2019年7月開始,在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下,錦州銀行先是引入了工商銀行、信達資產、長城資產戰略入股,之后又引進央行控制的成方匯達與遼寧省國資控制的遼寧金控,累計注資達180.90億元。
2021年,錦州銀行實現凈利潤1.02億元,同比下降33.3%,僅為巔峰期的一個零頭。2017年,錦州銀行凈利潤一度達到90.90億元,如今看來,不過鏡花水月。
相比錦州銀行,盛京銀行與哈爾濱銀行看上去不算太糟,但三家銀行的跌落軌跡高度相似,均體現了東北區域性銀行所遭遇的困境。
2017年,盛京銀行的凈利潤也一度達到75.74億元,此后開始下滑,并在2020年急劇萎縮到12.32億元。去年全年,盛京銀行實現凈利潤4.31億元,同比下降65.02%。
還有哈爾濱銀行,去年該行凈利潤2.74億元,同比下降63.24%。而在2017-2019年,這家銀行的凈利潤分別達到52.49億元、55.49億元、35.58億元。
今年4月,哈爾濱銀行原黨委委員、行長呂天君,以及原黨委委員、副董事長、董事會秘書孫飛霞,均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02
上市銀行尚且如此,何況絕大部分未上市的呢。
龍江銀行,全國為數不多的省級城商行之一,同樣境況不佳。財報顯示,去年該行實現營業收入44.07億元,同比下降4.15%;凈利潤7.32億元,同比下降22.49%。
在資產質量方面,去年末其不良貸款余額為40.02億元,不良貸款率為3.31%,遠高于同業水平,較2020年增加了1.12個百分點。
4月13日,黑龍江銀保監局一次公布28張罰單,直指龍江銀行內控管理機制不健全、內部問責不到位等19項違法違規事實。監管部門對龍江銀行處以罰款1260萬元,該行9家分支行及18名相關責任人也被處以罰款。
在此之前,龍江銀行高管紛紛“落馬”。黑龍江省紀委監委官網顯示:
2020年12月,龍江銀行原黨委副書記、行長關喜華因嚴重違紀違法,并涉嫌貪污犯罪、受賄犯罪,被開除黨籍。
2021年1月,龍江銀行原監事長李久春因嚴重違紀違法,并涉嫌受賄犯罪、違法發放貸款犯罪,被開除黨籍。
2022年3月,龍江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張建輝因向管理和服務對象放貸獲取大額回報、把金融審批權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權錢交易、嚴重破壞金融市場秩序等行為,被開除黨籍。
早在2014年9月,龍江銀行首任黨委書記、董事長楊進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其罪狀包括收受賄賂、擁有雙重國籍、為親屬提供便利等。張建輝正是他的繼任者。
對銀行業而言,東北地區的考驗無疑是艱巨的。銀保監會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1.73%,同期大連、吉林、黑龍江不良貸款率分別是5.95%、2.81%、2.4%。
去年六大行的不良貸款率全部下降,不過建行、農行、交行和工行的東北地區不良貸款率均在上升,其中建行更是增加0.86個百分點至3.81%。
遼寧保監局未公布不良貸款數據,但披露了去年轄內銀行業(不含大連)虧損246億元。而從上市銀行披露的情況來看,交行、光大和民生等銀行在東北地區已經連續出現了虧損。
03
不只是東北。
一邊是凈利差收窄,一邊是壞賬壓力,這是所有銀行都在面臨的挑戰。一旦遭遇黑天鵝,風險就可能集中爆發,將銀行拖入泥潭。
以漢口銀行為例,去年這家銀行實現凈利潤12.16億元,同比增長19.26%。不過,該行在2019年的凈利潤一度達到21.49億元。
在疫情突襲的2020年,漢口銀行計提了29.61億元的貸款減值準備,較上年增加超過10億元,其不良率從1.71%上升到2.93%,撥備覆蓋率從240.71%下滑到136.52%,拖累凈利潤被腰斬至10.20億元。
截至去年末,漢口銀行的不良率依然維持在2.87%的高位,撥備覆蓋率僅為135.24%,距離2019年巔峰期的面貌,還很遙遠。
跌落更明顯的是武漢農商行,它一度是全國農商行的尖子生,各項經營指標都排在行業前列。2014年,武漢農商行的監管評級達到2A級,被評為全國農商行“標桿銀行”。
與漢口銀行一樣,武漢農商行在2020年業績降至谷底,凈利潤跌破10億元。2021年,武漢農商行重返增長軌道,全年實現凈利潤10.47億元,同比增長10.43%。
遺憾的是,早在十年前它的盈利就超過了10億元——2011年,武漢農商行盈利11.23億元,同比增長35.32%。2013年,武漢農商行的凈利潤首次達到20億元,并于2014年達到23億元,此后就一直在24億元上下徘徊。
這股疲軟的勢頭在2019年全面暴露,當年凈利潤跌破20億元。同年9月,銀保監會披露了武漢農商行存在的21個違法違規行為,并依法對該行罰沒合計937.86萬元,同時對14名責任人員給予警告的行政處罰。
從資產質量來看,2018年,武漢農商行的不良率一度達到3.59%。經過連續多年的消化,到2021年末,該行不良率仍然達到2.55%,好在撥備覆蓋率回到了191.08%。
值得強調的是,武漢農商行所遭遇的困境,不完全是疫情所帶來的。2013年以來,在資產規模倍增的同時,為何這家銀行的業績卻原地踏步乃至走向倒退?
這樣的增長陷阱,更值得思考。
04
廣東南粵銀行是一個富有戲劇性的例子。
財報顯示,截至2021年末,該行總資產2062.53億元,同比減少14.27%;2021年全年實現營業收入32.52億元,同比減少33.73%;凈利潤4.23億元,同比減少72.52%。
南粵銀行前身為湛江市城市合作銀行,2011年9月更為現名。
借著曾經的政策紅利,2010年前后,南粵銀行先后成立了廣州分行、深圳分行、重慶分行,開啟了狂飆突進的擴張步伐,資產規模快速膨脹,但其公司治理與經營能力并沒有跟上來.
從2014年至2020年,南粵銀行的營收增速一直處于逐年波動下降的趨勢。在激進的擴張時期,各種問題都很容易被掩蓋,一旦增長慢下來,遭遇發展瓶頸,矛盾就會隨之爆發,高管的頻繁變動則是典型癥狀。
2017年,南粵銀行便有行長、行長助理、副行長、董事會秘書等四位高管離職;2018年,空缺一年多的行長之職由原廣州農商行副行長陳武擔任;2019年,該行董事、常務副行長甘宏辭任;2021年10月,掌舵南粵銀行長達14年的黨委書記韓春劍被免職。
這家銀行的股東問題也在惡化,兩家主要股東——新光控股與金立通信均陷入破產,它們所持有的的南粵銀行股權也均被凍結。
轉折點發生在2021年末,南粵銀行成功引入粵財控股為控股股東,由一家民營企業控股銀行,轉變成為省級金控背景的國有控股城商銀行,資本金大幅提升至193.77億元,躍居至全國城商行第六位。
在粵財控股的加持下,今年以來,先后有20多家國有、股份制和大型城商行與南粵銀行洽談授信,500余家同業機構對其審批了有效授信額度,金額總計近2500億元。
誰叫它出生在廣東呢。南粵銀行也算因禍得福。
05
2020年8月,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由學術總顧問吳曉靈牽頭完成了《深化中小銀行改革,提升服務小微企業質效——當前中小銀行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對策建議》專題報告。這份報告指出:
部分中小銀行治理體系和內控體系不夠健全,存在股東大量關聯交易掏空銀行資金或內部人控制導致風控審批制度形同虛設的風險,這是當前中小銀行治理和經營中最重要的風險來源。國內出現問題的銀行基本都存在這種現象。
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孫天琦曾總結:
包商銀行、錦州銀行暴露了公司治理失效、內部人控制、監管不力、“貓鼠一家”、內外勾結、違法犯罪、金融腐敗等問題。
本質上都是人的問題。
06
說個“鬼故事”:
全國共有4000多家銀行,而本文所提及的銀行,基本都是Top100。
不過,據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機構評級結果,或許無需過度悲觀:
從趨勢看,高風險機構數量較峰值減少一半,連續6季度下降。2021年四季度,全國高風險機構數量316家,總資產僅占銀行業總資產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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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那些跌落的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