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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一、關于解除合同的方式。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應當通過法定或約定的方式明確無誤地向合同相對方發出,李某在微博平臺向不特定對象作出的所謂“官宣”,或直接在其他平臺直播的方式,均不能認定為向合同相對方發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在享有單方解除權的情況下,一般可通過通知解除或起訴解除的方式。通知解除的,不以書面通知為限,也可通過口頭通知、紙質信件、電子郵件、微信或短信方式,但應當保留作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證據,以便在合同糾紛中舉證。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終562號上海某公司訴李某合同糾紛案
【簡要案情】
一、李某為上海某公司創辦的某直播平臺的主播,昆山某公司是李某的經紀公司;2018年2月28日,三方簽訂《主播獨家合作協議》,約定李某在上海某公司的直播平臺獨家進行游戲解說直播,未經上海某公司同意不得在其他平臺直播或將直播視頻授權第三方,否則視為根本性違約,應當支付賠償金;
二、2018年6月1日,經紀公司向上海某公司發出主播催款單,催討李某兩個月的合作費用;
三、2018年6月27日,李某發布微博稱將轉向其他平臺直播;29日,李某在其他平臺直播;
四、2018年8月,上海某公司起訴,要求昆山某公司和李某繼續履行獨家直播協議,停止在其他平臺的直播活動,并支付違約金;一審中變更訴訟請求為賠償違約金300萬;
五、昆山某公司提起反訴,請求判決確認三方主播獨家合同協議于2018年6月28日解除;請求上海某公司支付合作費用22萬;
【爭議焦點】
李某通過發布微博的方式是否產生了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裁判結果】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昆山某公司支付上海某公司違約金260萬;李某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上海某公司支付昆山某公司合作費用18萬;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規則】
一、合作協議,系三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有效,各方理應依約恪守。從違約條款來看,對三方權利義務均有明確約定,主播未經上海某公司同意在其他平臺直播屬于違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二、上海某公司雖然存在履約瑕疵,但不足以認定為根本違約,李某并不能以此為由主張解除合作協議;
三、從解除的方式來看,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應當以法定或約定的方式向合同相對方明確無誤地作出,李某通過發布微博的方式向不特定對象作出的所謂“官宣”,或直接到其他平臺直播的行為,均不能認定為向上海某公司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不能產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
四、考慮主播在游戲直播行業中享有很高的人氣和知名度的實際情況,結合其收益情況、合同剩余履行期間、雙方違約及各自過錯大小、直播公司能夠量化的損失、直播公司已對約定違約金作出的減讓、直播公司平臺的現狀等情形,根據公平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直播平臺與主播個人的利益平衡,酌情將違約金調整為260萬元。
【合同解除的事由有哪些?】
一般來說,分為兩種,協商解除和行使解除權解除。
雙方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實質上是雙方之間成立一個新的合同,目的是終止雙方已經存在的原合同的權利和義務,
行使解除權,一般包括約定解除權和法定解除權。雙方可在協議中約定一方享有解除合同權利的事由,當事由出現時,享有解除權的一方可主張解除合同。另外,民法典563條還規定了可以依法解除合同的幾種情形,當事人可依據該法條主張解除合同。
【約定解除權的事由發生,合同并非當然可以解除】
一般來說,合同約定了解除權事由的,法院原則上尊重雙方意思表示,嚴格把握自由裁量權。但是,對于違約情形明顯輕微,不妨礙守約方的合同目的實現的,人民法院可依據誠實信用的原則,確定合同是否解除。對于違約情形顯著輕微,不影響守約方合同目的的實現的,守約方主張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
本案中,主播以直播公司拖欠合作費用,便以此為由主張解除合同,一方面雙方合作協議對此能否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未作約定,另一方面,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該事由并不影響經紀公司及主播實現合同目的,不能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對其主張不予支持。
作者喬謙律師 山東睿揚律師事務所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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