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性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研究系列三：浙江省銀行業發展狀況

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發達省份之一，整體經濟運行平穩，區域信用環境穩定，近年來在宏觀經濟形勢下行壓力上升、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沖擊以及外向型經濟產業鏈轉移、經濟結構持續調整的背景下，浙江省銀行業在資產結構、信貸結構、負債結構等多方面隨之進行調整，一方面優化各類業務結構，另一方面加強對風險的把控，應對經濟下行期對資產質量的沖擊。但利率市場化以及經濟環境的壓力使得浙江省銀行業在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均承受一定挑戰。本文將在區域經濟環境、信用環境的基礎上分析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發展狀況，總結其發展特點以及風險關注點，并在文末對其未來發展進行展望。

1.浙江省區位優勢明顯，民營經濟活躍，經濟體量和增速居全國前列。

作為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浙江省具有良好的區位經濟優勢，活躍的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推動全省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推出“一村一品、一地一業”的特色產業起步以來，浙江省逐步形成了涵蓋制造、加工、建筑、運輸、養殖、紡織、工貿、服務等多個領域的塊狀經濟格局，產業集群化效應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明顯的助推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較為活躍的民營經濟體系，是我國省內經濟發展程度差異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省民營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區域均形成了較具有特色產業鏈，有著較大規模的特色化、專業化的產銷基地作為支撐。同時得益于我國科技和互聯網等產業的快速興起，浙江在傳統制造業的基礎上，誕生了一批頭部互聯網和制造產業，如阿里巴巴和吉利汽車等，在民營經濟的強勢拉動下，浙江省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活力以及創造性，地方經濟體量和增長速度居于全國前列。

從近年來區域經濟相關數據看，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均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比相對較高，第三產業對地區生產總值貢獻度呈上升趨勢；從各省市地區生產總值排名情況看，2019年和2020年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排名均為第4名。

對比來看，在全國經濟增長進入下行期階段的時期，浙江省經濟增長表現依然突出，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且每年GDP增速均高于北京、上海、廣東和江蘇等經濟發達省市。較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為當地工業產業、居民消費以及投資等均產生了正向激勵作用。

民營經濟是浙江省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2020年浙江省內民營經濟增加值占浙江省生產總值比重約為66.3%，規模以上工業中的民營企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5.8%，增加值占比為68.2%；規模以上服務業中的民營企業營業收入增長11.8%；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59.8%；民營企業貨物進出口占全省總額57.3%和82.1%；民營市場主體776萬戶，其中私營企業260萬戶，占企業總量的92.3%；民營經濟創造的稅收占全省稅收收入的73.9%。此外，近年來，浙江省設立了“互聯網+”、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創高地建設的發展目標，地方傳統產業加快向新產能改造升級，持續推進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市場活力，整體發展質量得到進一步提升。浙江省民營經濟發展水平及活躍度相對較高，一方面得益于在產業集群化效應下，民營企業能夠在集群化產業群中削減經營成本，經營效率及經營質量得以有效提升；另一方面在集群化產業發展模式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間競爭將會更有效促進企業生產新技術的快速迭代，進而提高企業在市場間的競爭力。但是，仍有一部分產業及企業面臨新舊產能轉換的壓力，需關注相關產業及企業在產能升級期間的經營壓力。

浙江省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與民營經濟的活力緊密相連，另一方面與其自身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密不可分。2017年4月，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立，并于2020年在全國率先實現擴區，擴區后涵蓋寧波片區、杭州片區和金義片區，分別在國際航運樞紐、人工智能、國際金融科技發展、跨境電商、數字經濟以及小商品自由貿易中心、數字貿易創新等多個領域進行發展。隨著各項政策的落地，或將進一步促進浙江省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從數據來看，浙江省進出口金額占全國進出口金額的比例維持在12%以上，并且呈逐年上升態勢，與江蘇的差距逐年拉進。但另一方面，鑒于近年來中美關系的緊張以及全球疫情的擴散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未來浙江省外向型經濟發展動力或將面臨一定挑戰。

2.良好的經濟環境，為浙江省金融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從金融業發展角度來看，浙江省較為突出的區位優勢，以及領先的經濟增速為地方金融行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近年來，浙江省金融業整體發展平穩，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斷攀升，自2016年以來浙江省社融規模呈快速增長態勢，并且其社融占全國社融的比例明顯高于上海和浙江等經濟發達省市。較好的社融增長體現了浙江地區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強有力的支持能力。

3.浙江省信用體系建設持續完善，區域內信用債違約率處于全國較低水平，整體信用環境優良。

良好的區位經濟優勢以及轄內信用體系建設的持續推進，有助于省內良好信用環境的形成，浙江省內信用債違約率處于較低水平。近年來，浙江省在政府的帶動下積極推進信用體系建設，在信用建設體系化、規范化、數字化水平上不斷強化，頒布《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條例》，建立信息歸集、信用評價、協同應用、聯合獎懲等制度；實施信用“531Ｘ”工程，建立針對企業、自然人、社會組織、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5類主體的公共信用指標體系、信用綜合監管責任體系、公共信用評價及信用聯合獎懲體系，并對重點領域失信問題進行專項整治，在杭州、溫州、義烏成功創建國家首批信用示范城市。根據聯合資信統計，浙江省公開發行債券近七年平均違約率在全國22個出現違約企業的省和直轄市中處于違約率最低水平；2019—2020年，浙江省分別新增3家和2家違約主體。

浙江省城市信用環境指數排名靠前，信用環境優良。根據國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對城市信用環境的綜合信用指數排名來看，截至2021年7月末在全國36個省會及副省級以上城市中浙江省杭州市和寧波市分別排名第三和第十一，前20名地級市綜合信用指數排名中，浙江省地級市占6位。該排名從信用制度和基礎建設、營商環境、信用監管、權益保護四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價。浙江省內城市在相關指數排名中比較靠前，反應出區域內整體信用環境優良。

作為我國經濟運行發展發達省份，浙江省金融機構數量眾多，省內法人機構包含城商行13家，農商銀行82家以及80家村鎮銀行等。為保證數據可得性，我們選取已在公開市場發行債券的銀行金融機構作為樣本進行分析，其中包含13家城商行和40家農商銀行。為簡化樣本分類，我們將省內銀行樣本通過城商銀行和農商銀行進分類，因樣本量及樣本選取受限，可能導致本報告分析結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資產結構及資產質量分析

1-1.信貸資產結構逐步調整，對民營、小微和個人貸款的支持力度加大，信貸信貸資產質量居于全國較好水平。

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斷上升，信貸資產投放逐步向民營經濟、個人貸款以及小微企業傾斜；另一方面需關注部分商業銀行股東過高比例股權質押，以及利用股東地位影響商業銀行信貸政策，過高比例投放房地產等嚴監管行業。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以“六個千億”投資工程，杭州、寧波、溫州、金義四大都市區建設，鳳凰、雄鷹和雛鷹三大計劃為重點，推進省內重大發展戰略和項目建設落地。浙江省通過構建幫扶企業“白名單”制度、服務民營企業長效機制等方式，民營經濟常年處于全國領先水平，為省內銀行業機構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根據《浙江省金融運營報告（2021）》，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14.4萬億元，比年初增加2.2萬億元，同比增長18.0%；民營經濟貸款、普惠小微貸款、制造業貸款分別新增9960億元、6022億元、2364億元。同時，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貫徹綠色金融業務拓展，建設綠色審批專項通道，加大對綠色產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根據浙江省銀行業協會發布的《2020年浙江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綠色信貸余額達1.09萬億元，比年初增加2262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7.62%；全省發行32只綠色債券，發行規模達248億元，發行數量和規模均居全國前列。另一方面，部分浙江省的商業銀行在民營房地產企業成為商業銀行的戰略投資者后，貸款投向房地產、建筑行業的業務占比不斷上升，且存在過高比例股權質押的情況，考慮到目前監管對于房地產行業融資的限制政策，部分省內商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風險值得關注。

得益于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自身產業較為成熟等因素，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質量保持在較好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向型經濟對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依關聯度較高，在中美貿易戰升級以及疫情環境下產業鏈轉移背景下，企業或面臨一定經營壓力，從而對銀行業資產質量維持產生不利影響。2018年以前，由于浙江地區民間借貸以及擔保互保現象普遍，在當時“三去一降一補”的大政策背景下擔保鏈出現斷裂，導致省內銀行業資產質量承壓，整體信貸資產質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近年來，隨著互保鏈的解開以及銀行加大對不良信貸資產的處置清收力度，整體信貸資產質量明顯改善，不良率顯著下降。目前來看已經優于全國平均水平，與經濟發達省市相比而言，貸款資產質量要優于廣東和江蘇。2020年以來，受經濟下行壓力影響疊加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略有上升。根據《浙江省金融運營報告（2021）》，2020年，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全年共處置不良貸款1429.1億元，同比增加70.0億元；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為1402.0億元，不良貸款率為0.98%，比年初上升0.07個百分點。但浙江省的外向型經濟使得區域內企業對于進出口貿易依賴度較高，當前中美貿易戰逐漸升級，部分以美國為核心的貿易組織嘗試逐步降低對華貿易依賴度，同時伴隨著疫情環境下運輸成本上升和產業鏈向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轉移，浙江省與外貿密切相關的企業或將面臨一定沖擊。需關注在當前經濟環境和政治局勢下，企業經營壓力上升給浙江省銀行業信貸資產質量帶來的負面影響。

浙江省銀行業不良基本維持穩定，城商行和農商行信貸資產質量改善程度有所差別，得益于2018—2019年農商行改制以及不良處置力度加大，農商行不良率下降較為顯著。分層來看，以本文所選取樣本為例，浙江省城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呈持續改善態勢，農商銀行2018—2019年大規模的清收與核銷不良貸款，同時部分農商行于2018年左右進行改制，通過政府入股以及股東購買等形式消化不良，使得不良貸款率前期下降明顯；而城商行信貸資產質量較為平穩，逐步改善，整體而言城商行和農商行不良貸款率逐漸趨近。具體而言，根據樣本數據，對于規模較大的農商銀行不良率受疫情影響較大，主要是由于規模較大的農商銀行資本實力相對較強，因此參與企業授信規模較多，在疫情以及產業鏈轉移影響下，大額信貸風險有所暴露，導致較大規模的農商行不良率下降相對較緩。從樣本中的貸款撥備情況來看，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城商行的撥備覆蓋率處在200%至300%區間較多，而寧波銀行和杭州銀行作為頭部城商行，撥備情況明顯優于其他城商行；浙江省的農村商業銀行撥備情況相對更充足，撥備覆蓋率處在300%以上的占比高。整體來看，浙江省銀行貸款撥備保持在充足水平。

1-2.浙江省銀行業投資資產配置策略趨于審慎，然而部分城商行由于早期非標產品投資較為激進，部分產品已發生違約，雖然整體規模逐步壓降，但非標投資違約產品處置難度較大，對城商行資產質量管理產生負面影響。

浙江省銀行業投資資產配置策略在遵循監管政策和指導意見的前提下，根據市場化原則，主要配置利率債、信用債和非標投資資產。由于浙江省銀行業整體管理較為穩健，一般擁有較好的監管評級，在投資自主性上空間較大，故同其他地區銀行相比投資配置相對靈活，也導致其早期參與了相對較多的非標資產投資。

浙江省銀行業投資策略趨于穩健，非標資產占比呈持續壓縮態勢。2018年以來，我國經濟轉型發展，導致部分產業和行業在環保政策以及去產能政策的影響下出現風險積聚；房地產行業政策持續收緊，大型房地產企業陸續出現違約；同時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疫情反復持續沖擊我國制造業、旅游業以及服務行業，導致市場上類信貸非標資產以及信用債市場違約率上升，在監管政策收緊的雙重壓力下，迫使浙江省銀行加快調整投資資產結構，更加偏重于低風險債券投資，利率債與高等級信用債投資配置明顯上升，非標類資產投資規模呈持續壓縮態勢。

浙江省城商行早期非標產品投資規模較大，在經濟下行期部分涉及地產等行業的非標投資出現違約，關注相應產品違約給銀行資產質量管理帶來的壓力。從樣本銀行分層觀察來看，浙江省內城商行2018年以前非標類資產投資規模較大，近幾年部分銀行已涉及非標產品違約，在風險積聚的背景下，此類銀行對非標產品投資壓縮幅度較大。但部分城商行投資資產仍然受此前非標資產質量惡化影響，尚在消化不良投資資產的階段。而中小型農村商業銀行投資策略相對更加審慎，標準化債券投資占比約維持在80%以上，非標投資占比較低，面臨的風險相對可控。

2.客戶存款依舊是銀行的主要負債來源，對于市場融入資金的依賴度逐漸下降，高成本儲蓄負債對于農商行成本管控帶來負面影響。

近年來，浙江省銀行業負債規模平穩增長，其中存款增長為其負債的主要增長動力來源；相較而言，城商行對于市場融入資金的依賴程度顯著高于農商行。從樣本銀行負債結構來看，市場融入資金的規模基本維持穩定。具體來看，近年來城商行在逐步放緩主動融入資金的速度，相應市場融入資金占負債的比重持續下降，但占比相對較高；而農村商業銀行由于自身業務發展更傾向于傳統存貸款業務，同時經濟下行導致企業信貸有效需求放緩，以及農商行在資金業務人才吸引能力方面相對較弱，因此對市場融入資金的需求低，占比較為穩定。

從存款結構來看，公司存款的拉動作用較為突出。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15.23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5.94%，增速較上年略有提升。其中，住戶存款占比40.44%，增速較去年有所下滑。從樣本數據來看，不同類型銀行的存款來源具有一定差異性，城商行對儲蓄存款的依賴性相對較低，農商行相對更多的依賴儲蓄存款。主要是因為農商行在較為下沉的網點覆蓋面上而言具有一定的個人客戶營銷優勢，而城商行在資本實力以及與政府合作方面具備較強競爭力，因此公司存款為此類銀行的主要來源。整體而言，得益于浙江省區域經濟保持較強活力，銀行業在存款發展上面臨的壓力相對較小；同時整體儲蓄存款維持在40%以上，存款穩定性較好，并且中小型農商銀行擁有更高的個人存款占比，存款穩定性更強。但同時儲蓄存款一般具有更高的存款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小農商銀行的負債成本。

3.浙江省銀行業收入實現能力較好，收入結構較為穩定，隨著業務回歸本源，利息凈收入占比上升；同業競爭加劇、利率市場化以及減費讓利政策均對銀行業利潤空間形成擠壓。

浙江省內區域性銀行收入結構相對較好，盈利能力相對較強；但凈利差有所收窄，且較高的減值準備計提不利于盈利能力體現。從選取樣本中反映的收入結構看，近年來，浙江省內區域性銀行利息凈收入、手續費與傭金凈收入和投資收益之和呈逐年上升的態勢。其中，利息凈收入仍為浙江省內區域性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且占三類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呈小幅提升的態勢，2018、2019和2020年利息凈收入分別占當年營業收入的68.67%、67.68%和71.89%；投資收益增速及占三類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投資收益占三類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相對適中，2018、2019和2020年投資收益分別占當年營業收入的23.06%、22.35%和22.51%；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占三類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持續保持在相對較低水平。從收入結構可以得出，浙江省內區域性銀行在保證信貸資產投放能夠帶來良好收益的同時，對于富余資金的營運能力相對較強，整體收入結構相對良好。近年來，在國家倡導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讓利于實體經濟、小微企業等政策的持續推進，以及浙江省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已于2020年內完成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定價基準的轉換的影響下，浙江省內區域性金融機構貸款定價水平持續下降，疊加同業攬存競爭力持續上升帶來的負債成本增長，共同導致近年來利差水平持續縮窄，2018、2019和2020年凈利差平均值分別為2.77%、2.46%和2.02%。此外，浙江省區域性金融機構持續加大資產減值損失的計提力度（見圖10），對利潤實現形成一定影響，近年來凈利潤增速明顯下降，相關收益率指標有所下降，但相較于其他地區同業機構來看，仍處在相對較好水平。

4.整體資本充足率維持在較好水平，省內城商行在資本補充渠道上擁有一定的優勢，農商銀行由于在2015—2018年改制時進行增資擴股，資本充足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但另一方面，農商行資本補充渠道較為有限，或將對未來業務發展形成一定制約。

近年來，隨著資產端信貸與非信貸業務發展對資本形成的消耗，浙江省內區域性銀行各級資本充足率樣本平均值呈持續下降的態勢，但資本仍保持充足水平；浙江省內農商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值高于城商行資本充足率平均值，但省內城商行較農商銀行而言，更易獲得來自股東的資本補充。近年來，浙江省內區域性銀行主要通過利潤留存、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的方式進行資本補充，部分銀行通過增資擴股的方式對資本進行有效補充。截至2021年12月20日，浙江省內城商行和農商銀行中，共有49家在公開市場有存續二級資本債券，有11家在公開市場有存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另有2家城商行為上市銀行，浙江省內銀行發債個體數量相較其他省市相對較高，相較其他地區銀行能夠形成一定的資本補充優勢。此外，2020年，浙江省政府通過發行專項債的方式向溫州銀行補充資本50億元。考慮到浙江省區域性銀行整體信貸資產質量相對較好、盈利能力相對較強、整體資質較好的特點，一方面良好的盈利水平能夠為自身帶來較好的資本內生能力，同時，較好的資質也為有利于其通過公開市場等多元化渠道補充資本。但另一方面，目前由于資本市場監管要求的提升，部分銀行上市計劃受阻，通過資本市場提升資本的效率有所下降；此外，由于浙江省內農商銀行眾多，受自身信用水平以及資本工具的劣后償付順序，加上包商銀行事件影響，農商銀行在債券市場獲得資本補充的能力受到沖擊。

從浙江省內城商行及農商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值差異情況看，近年來，浙江省內農商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值略高于城商行資本充足率平均值水平，一方面系農商銀行個體體量相較城商行而言體量相對較低，對具有一定規模或資金需求相對較高的客戶服務能力相對較弱，且農商銀行主要集中于地方縣域，客戶類型中涉及風險權重相對較小的小微企業及個體工商戶等占客戶總量比重相對較高，帶來的資本消耗相對較低。但是，近年來，浙江省內城商行資本充足率平均值呈上升趨勢，一方面系城商行近年來業務拓展相較于省內農商銀行而言在資本消耗力度方面相對較高，對資本補充需求高于省內農商銀行，且浙江省內城商行多由地方政府參股，相較于普遍由民營股東組成且股權結構散的省內農商銀行而言，省內城商銀行股東增資意愿相對較高，相對較易獲得來自股東的資本補充。

整體看，得益于浙江省經濟在全國范圍內處于頭部地位，整體經濟運行較為平穩，浙江省銀行業整體表現良好，資產與負債業務均穩步發展，各項監管指標維持穩定，信貸資產質量整體處于行業較好水平，撥備和資本充足。但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疫情變化仍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房地產行業風險化解難度較大，同時外向型經濟受國際經濟環境和政治環境的影響較大，浙江省商業銀行未來在資產質量以及盈利能力方面或面臨一定挑戰。

資產方面，在目前房地產以及高能耗高污染行業風險上升的情況下，部分非標投資仍面臨較大的違約風險，銀行壓降非標資產的壓力仍然存在；鑒于信用債市場違約風險上升，銀行信用債配置策略趨于審慎，以降低投資資產信用風險，未來銀行對利率債的配置需求或將進一步上升。信貸資產方面，在企業經營壓力上升的大環境下浙江省銀行業仍面臨信用風險管理挑戰，因此部分撥備覆蓋水平較低的銀行，仍面臨一定的撥備計提壓力，以應對經濟下行期的資產質量下滑可能。在進一步分散風險，壓縮單筆貸款規模，適當增加有效抵質押物以緩解資產質量下行壓力等方面仍有較大空間。

資本補充方面，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張以及對不良資產消化處置的需求，浙江銀行業仍面臨一定的資本補充壓力。未來，在監管機構創新損失吸收機制以及新型資本補充工具的鼓勵下，銀行業將進一步加強債券市場融資能力，積極嘗試通過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永續債以及轉股型二級資本債券等方式進行資本補充，此外，中小型銀行或將借助政府專項債等渠道獲得資本支持以應對資本補充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