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監管拐點將至？

監管的平衡點與中間道路，只有可能在發展過程中，在市場主體的相互博弈中，在從業者與監管者的互動中，逐漸探索出來。一言以蔽之：發展是硬道理。

從種種跡象來看，一場政策層面的“糾偏”已經開啟。

其背景是，2022年以來，疫情的往復與俄烏戰爭的爆發，不僅給國內穩增長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還使得提升國際競爭力顯得空前迫切。

對金融科技而言，“規范發展”四字，有望告別重規范、輕發展的階段，走向健康、持續發展的新時期，這也將是平臺企業加速國際化的新起點。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新課題，金融科技的治理，考驗著監管層的智慧與勇氣。歸根到底，整頓是為了治理，規范是為了發展，而不是走回頭路。

監管拐點不遠了。

透過近期決策層的公開表態，可以看到明顯的風向變化。

3月2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談及互聯網平臺金融業務時，較此前釋放出了更多的溫和信號：

這些平臺開展的金融業務，因為有一定的創新性，過去沒有納入我們的監管，現在正在逐步納入監管，有一個過程。在整改過程中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涉及很多方面，非常復雜，但總體上我們覺得有充分的信心把整改做好。

3月16日，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其中重點提到：

關于平臺經濟治理，有關部門要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方針完善既定方案，堅持穩中求進，通過規范、透明、可預期的監管，穩妥推進并盡快完成大型平臺公司整改工作，紅燈、綠燈都要設置好，促進平臺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

金融委的這番表態含金量十足，除了強調整改工作要“盡快完成”，還將落腳點放在了“提高國際競爭力”。

這很難不讓人想到此次歐美針對俄羅斯所使出的新一代“金融核武”——以谷歌Pay和Apple Pay為代表的移動支付平臺參與了制裁，也打響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金融科技戰。

在被谷歌和蘋果“拉黑”之后，俄羅斯五大銀行客戶不能再使用谷歌Pay和Apple Pay。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據，29%的俄羅斯人使用谷歌Pay，20%的人使用Apple Pay。

面對這場金融科技戰，俄羅斯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只能忍受由此帶來的諸多麻煩。而我們則可以慶幸有全球獨樹一幟的移動支付體系——支付寶和微信支付讓我們充滿底氣。

此次俄羅斯所遭遇的制裁就像一次“預演”，警醒著我們：應當繼續鼓勵金融科技有序發展，鼓勵平臺企業走出去，在國際競爭中創新，在國際競爭中做大做強。

唯有不斷發展，才能帶來戰略上的安全。

整個大環境都在發生變化。

在國內，隨著國際局勢的風云突變，以及新冠疫情防控形勢再次趨緊，穩增長壓力更為凸顯。

對此，政府工作報告早有預判：今年我國發展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必須爬坡過坎；同時提出，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擔負起穩定經濟的責任，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

3月29日，中央印發了《關于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意見》，其中第十二條提出了發展普惠金融、擴大信用貸款規模、規范發展消費信貸等要求。

這是近年來罕有的鼓勵信用貸款擴張的高規格文件。自2017年末“141號文”出臺以來，消費金融監管處在持續收緊的狀態，甚至消費信貸本身的合理性都受到了一定的質疑，此次中央發文有望扭轉前期相對極端的局面。

4月11日，總理李克強在江西主持召開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分析經濟形勢。李克強指出：

要加強對外部環境和國內經濟運行的跟蹤研判，及時研究制定應對預案，穩定市場預期。根據需要，研究采取更大力度的政策舉措。要深化改革，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以市場化法治化辦法營造穩定透明、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防止和糾正出臺不利于市場預期的政策。

最高層反復強調了“穩定市場預期”的重要性，與金融委稍早時提出的“可預期監管”相一致。至于如何穩定預期，也講得非常直白：市場化、法治化。

而從近期深圳、上海等地的抗疫經驗來看，充分借助市場的力量，發揮數字平臺的作用，對疫情防控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市場化、法治化的框架之下，金融科技監管有望迎來“再調整”。

過去幾年，從支付、存款、信貸到理財，金融領域筑起了越來越多的“墻”，在金融機構與數字平臺之間形成了種種阻隔。但，有些“墻”是必要的、適度的，有些可能并非必要或者過了頭。

其中一個相對突出的矛盾在于，這些“墻”的出發點往往在于強化風險控制，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將金融與場景割裂開了；既想讓金融機構與數字平臺進行更深度、更可持續的合作，但又傾向于綁住數字平臺的手腳。頗有些“既要又要還要”的感覺。

金融的歸金融，科技的歸科技。這句話常常被視為金融科技的監管主線。然而，從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來看，更像是：金融的歸金融，但科技的不一定歸科技。

似乎有人認為，金融機構可以靠自己掌控場景，甚至只需要從數字平臺那里引來用戶，其余的風控、運營、服務全部可以自己一手包辦。這種想法，不僅無視場景建設所需要的巨大成本，也低估了場景運營所需要的能力門檻。

事實上，金融與場景的聯結鏈條是天然存在的，無法被人為斬斷，先有場景然后才有金融，而不是倒過來。一旦場景失去生機，植根于場景的金融服務，也將奄奄一息。

如果我們將場景金融視為一個生態系統，那么多樣性、多元化應該是基本特征。作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金融機構也好，數字平臺也罷，都需要尊重市場分工，敬畏市場規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曾撰文指出，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平臺合作是一種全新的業務形態，一些新的產品與流程的效益與風險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可以采取“監管沙箱”的做法，由機構在監管部門的監視下進行實地試驗。如果成功，由監管部門發放正式牌照。如果不成功，則可以隨時終止試驗。

值得注意的是，4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印發《關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金融服務的通知》，其中第十四條提到：

引導平臺企業依法合規開展普惠金融業務。在推動平臺企業網絡金融業務規范健康發展的基礎上，發揮平臺企業金融服務的積極作用……督促平臺企業規范開展與金融機構業務合作，賦能金融機構加快數字化轉型，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和覆蓋面。

數字平臺與金融機構的共建共生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