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往事:日本東洋信托銀行與中國信托的十年

作者：爾青

來源：阿信往事

小曹：

雖然已經深夜，但還是按捺不住心中書寫的欲望，給你寫下這封信。

今夜，躺在床上的時候，我忽然在想，新中國從1952年（也有人說是1951年）開始就停止了信托業務，到1979年恢復信托業務之后，中間整整27年，幾乎跨越了一代人，現有系統內了解且從事過信托業務的人幾乎沒有，業務人員儲備、業務資料、業務經驗可以說都是零，甚至信托是什么，估計也很少有人說的清楚。

中國的信托從業者們開始了信托的學習，一個是內部尋找資料，一個是外部尋找老師。

內部尋找資料上，中國人民銀行在1980年8月22日向各分支銀行發了一個函，即《關于印發銀行信托業務歷史資料供參考的函》，這個函的部分內容雖然可以看到，但是這個函所附的信托業務歷史資料卻無從查起，具體有哪些歷史資料也無從知曉。但是中國農業開發信托投資公司和中國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在1989年的時候聯合編訂了一套《金融信托法規資料匯編》，內容多達76萬字，不僅包括了1979年至1988年之間的信托法律法規資料，還包括了1920年至1949年之間的民國信托法律法規、港臺地區1949年以后的信托法律法規匯編以及日本信托法律法規。可以推測，中國人民銀行在1980年所下發的信托業務歷史資料應該也是以民國時期、1949年之后的臺灣地區、香港、民國以及日本的信托業務資料為主，但這只是推測，還需要找資料去作證。

外國找信托老師方面，中國找到了日本。鄧小平在1976年復出之后，積極為改革開放做著各方面的工作，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睜眼看世界”，在1976至1978之間，政府派出了各個領域的代表團，對先進國家的工業、農業、財政、基本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考察團一邊參觀一邊學習，加深了對某些規律性問題的了解，也糾正了一些錯誤的看法。例如在1979年7月7日至8月9日，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并有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參加的中國人民銀行產業金融學習考察團，參加了日本興業銀行舉辦的產業金融研究進修班，考察團之后分別作了四個報告：《關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資金問題》、《日本的銀行在經濟高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日本興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日本農業現代化資金是怎么解決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日本經濟發展中的經濟籌集問題，以及日本經濟之所有實現高速發展與資本主義企業以利潤為中心的制度設計有密切關系，四篇報道基本上是肯定了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通過考察，也使中國人民銀行重新認識了信托，認識了信托在經濟高速發展中所起到的籌集資金的作用。中國在1979年之前，資金的流向只能是縱向流動，即只能是上級向下級撥款，不存在企業與企業之間橫向的資金流動，中國極其需要建立資金橫向流動的制度，為經濟發展的籌資提供幫助，因此，中國希望像日本一樣，發揮信托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

1980年10月，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長期投資考察團訪問日本銀行，其中信托銀行三家，本次考察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日本在經濟恢復和高度成長時期，信托銀行對籌措資金和發放長期貸款所起的作用。考察團成員關連升事后寫有《日本的信托銀行》一文，詳細記錄了考察的成果，包括日本信托銀行的概況、信托種類（包括現金信托、貸款信托、年金信托、動產信托、不動產信托、證券投資信托、有價證券信托、錢款債權信托、特定贈與信托）以及信托資金的運用。可以說1979年之后第一篇系統介紹日本信托業務的文章。

而后，中國銀行信托邀請日本東洋信托銀行到上海開展信托講座。中國銀行在1979年10月成立了信托咨詢部，并在1980年1月召開的機構體制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國分行經理會議上提出要“廣泛開展國際交往，深入國際資金市場，加強國際金融調查研究”。于是，在1980年末，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成功促成了日本東洋銀行代表團在中國的首次信托講座，可惜，資料所限，目前還不甚了解其講座內容及講座概況。

但緊接著在1982年10月，日本東洋信托銀行進行了其在中國的第二次信托講座，這次講座的地點不是上海，而是北京，邀請講座的不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而是中國人民銀行總部，而且規格也調升為國事訪問。級別不一樣，講座資料也逐漸詳細了起來。

本次講座，日本東洋信托銀行主要分了四個主題：

主題一：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由神崎倫一先生主講；

主題二：信托發展和日本的信托機關，由藤谷博隆先生主講；

主題三：日本信托業務的內容，由三海敏昭先生主講；

主題四：可在中國應用的日本信托，由寺本紹宗先生主講。

如果說主題二三四還是在信托業務方面的講座的話，那么主題一無意是具有轟動性的，主題一中，作者提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經濟方面存在很多共性的地方，日本的經濟既有資本主義的部分，但也有社會主義的部分，在日本戰后的不同時期，對社會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政策的側重也不同，正是日本對社會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政策的結合，才加強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這種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認識在1981年無疑是具有爆炸性的，要知道我國改革開放從1979年開始，就一直沒有中斷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斗爭，我國直到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上才確定了社會主義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所以，1981年的這次講座無疑會對當時中國僵化的銀行體制造成極強烈的沖擊。

此外，在講座中，日方極其坦誠的講述了他們即將面臨的問題，比如老齡化的問題、糧食問題、住宅問題等等，講座二三四幾乎窮盡日本信托現在的業務種類與發展現狀。從講座中可以看得出日方滿滿的誠意，真的是懷揣著一顆謙遜的心在做這次交流。

講座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將其講座內容編輯成冊，內部發行學習。

有個巧合的是，這次講座時間正好是1982年10月，正好是中國進行第一次信托整頓的時間。1982年4月10日，國務院下發《關于整頓國內信托投資業務和加強更新改造資金管理的通知》，信托業進入第一次整頓，行業也處于整頓收縮的低潮，本次業務主要為業務整頓，限定信托只能經辦“委托、代理、租賃、咨詢”四類業務。1983年1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下發《關于人民銀行辦理信托業務的若干規定》，也將信托業務范圍限制于“委托、代理、租賃、咨詢、其他業務”等業務。雖然沒有資料顯示本次日本東洋信托銀行的講座與我國信托業第一次整頓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人民銀行也希望從本次講座中重新認識并定位信托，以為之后的信托發展提供思路與經驗。

隨后，1983年4月，日本東洋信托銀行在東京舉辦信托業務研修班，中國人民銀行首次派遣了“中國人民銀行信托業務研修考察團”前往日本學習。代表團成員王明權回國后寫下《訪日見聞錄》一文，文中一方面對于日本的超市、商場、地鐵、電腦辦公等甚是驚奇，另一方面給又對日本社會的金錢化感到蔑視，例如日本社會的居酒屋、他認為那是不三不四的年輕人的風月場所，拜佛求神認為是老年人的空虛。文中還詳細介紹了日本東洋信托銀行的股票托管業務（，若干年后，中國在90年代也出現了股票托管業務，不過那已經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以及電腦辦公，代表團甚至現場測試電腦辦公的效率，例如，現場輸入日方一名成員的名字，查詢其所持有的股票信息，其速度令中方驚嘆。

本次學習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在本次考察中方學員的記錄為基礎，參閱了部分資料，補充了1982年日本東洋信托銀行在中國人民銀行的講座內容之后，編纂了《日本的信托銀行與信托法規》一書，并在1984年6月正式出版。這一本書也成為新中國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介紹日本信托業務的書，之所以說是新中國，是因為在民國時期，我國已經引進并翻譯了日本的信托書籍。而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信托的書籍，是在1988年由榮樂樂主編的《金融信托學》，可以說，我國信托業雖然在1979年復蘇，但起碼在1988年之前，我國信托在一定程度上是參照著日本的信托業模式去展業的

此后，1988年5月，中國工商銀行代表團再次訪問了日本東洋信托銀行和東京銀行，但是公開史料并無記載詳細內容。

1989年3月，姜永礪翻譯日本東洋信托銀行1982年《信托教科書》，《日本銀行信托法規與業務》，并于1989年3月出版發行，汪道涵題寫書名。本書由于是日本東洋信托銀行的教科書，書中除第一章為總論外，其余章節均介紹具體信托業務，也因此書中對信托業務種類的介紹就比較全面，綜合觀之，包括：金錢信托、貸款信托、養老金信托、互助養老金信托證券投資信托、有價證券信托、金錢債權信托、動產不動產信托、職工持股信托、特定贈與信托等。較之《日本東洋信托銀行的信托業務》和《日本的信托銀行與信托法規》兩本書更為詳盡。

1989年之后，日本東洋信托銀行與中國信托業的聯系相信還是有的，可惜資料有限，暫時還未查到，如查到，可以繼續往下寫寫。

好了，暫時這樣吧，下一次寫信，我想寫一下中野正俊，這個日本人對中國的信托立法曾作出過尤為突出的貢獻，我覺得應該被信托歷史所銘記吧。

2018年3月5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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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信托往事:日本東洋信托銀行與中國信托的十年